宠物在社会中被认为能为其主人提供快乐、陪伴和保护，或者一种安全感。纵观历史，驯养动物曾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它们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并因此被人类驯化；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转变，即养宠物为了快乐、满足感和作为人类情感的替代品成为一种趋势。虽然养宠物并不限于某个特定阶层，但将这些动物商品化为理想对象，作为孩子的替代品和真实人际交往的替代品，以及围绕这一现象形成的市场，具有特定的阶级性质，并源于社会中的某些物质条件。指责将宠物视为一种简化和依赖的对象，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但没有养育孩子的麻烦），并且认为围绕养宠物的市场和文化是对动物的商品化，这将引起许多爱宠人士的反对。然而，事实仍然是——现代人与宠物的关系是基于它们能够填补什么空缺，提供什么价值。
但是，这种空缺是如何以及在何处产生的呢？将动物替代进人类社会留下的空缺中能否填补这种空缺？将宠物人格化为新的“孩子”、“家庭成员”能否解决异化问题，还是最终会辜负你的期望？这种做法对动物的真实本性、它们的居住环境以及作为动物的社会化是否公平，还是说这是一种对其自然空间不必要的残忍干预？当像巴哥犬这样的动物被培育得连生活和呼吸都变得困难时，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这种养宠物的趋势背后是否有某种政治因素，即将宠物简化为替代家庭和朋友的角色，并在主人的脑海中将其拟人化，以满足某种心理理想，最终将它们商品化为提供爱和情感的对象，从而填补由失败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所造成的空缺？这种动物商品化和宠物文化的历史演变背后是否有阶级性质？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
宠物文化的历史演变
要理解养宠物背后的政治，有必要探究养宠物成为人类与动物关系中的主导趋势的历史。虽然养宠物作为一种实践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直到上个世纪才成为主导趋势；而养宠物文化的商品化也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加剧。
人类最初开始驯化动物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动物被驯化是为了“使用价值”，即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为人类服务的目的。狗是最早被驯化来帮助狩猎和采集野生可食用植物的动物。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山羊和牛开始被驯养，这表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所需的动物也在发生变化。动物被驯养作为食物来源、交通工具、农业助手以及战争工具（如马、大象）等。然而，养宠物发展成了一种不同形式的人与动物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养宠物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没有生产目的的关系，而是动物被从自然环境中移出，只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舒适、陪伴、减轻痛苦和孤独以及快乐。说历史上完全没有为了纯粹的快乐而养动物，即养宠物的行为，是不正确的。 然而，直到大约一个世纪前，这种关系并不是人与动物关系的主导形式。
在中世纪，狗协同人类狩猎
事实上，在古代和中世纪，养宠物具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基础。虽然猫最初被驯化是为了捕捉啮齿动物，这些啮齿动物是瘟疫的来源；但在古埃及，它们开始被驯化为宗教的象征，并受到贵族的青睐，法老们会与他们的猫一同埋葬，以求来世福报。在这里，驯养猫具有了明显的宗教基础。在中世纪的法国，贵族们纯粹为了娱乐和展示他们的奢华生活方式而大量养猫——他们开始养猫和繁殖猫作为宠物。养猫是法国贵族腐朽的象征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没有足够的耕地来养活普通民众，贵族们却拥有巨大的庄园，仅仅是为了美观和作为阶级的象征。同样，仅仅为了取乐而打扮宠物在这里也是一种阶级象征。 18 世纪 30 年代，当新的工业主开始效仿贵族的这一趋势时，某家印刷厂的工人通过屠杀主人的宠物来回应——他们对猫比对自己更好的待遇、生活条件和食物感到不满。
在上个世纪，从两次世界大战后郊区的出现开始，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养宠物变得更加普遍。近年来，宠物文化的商品化日益增加——各种宠物护理产品的品牌越来越多，无论是狗粮、猫粮、项圈、玩具、宠物香水、宠物水疗、海滩、咖啡馆、治疗师，甚至还有“狗语者”这种令人费解的职业——与宠物狗的灵魂对话，询问它们来世的安宁，以满足人类对宠物永恒之爱的渴望。
这种商品化导致人们对饲养宠物、为它们梳洗和照顾它们的兴趣日益浓厚。与此同时，宠物人格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社交媒体和现实生活中，“宠物妈妈”和“宠物爸爸”的文化中，宠物被赋予了家庭中孩子的地位。许多人评论说他们的宠物就是他们的家人，甚至与孩子一样合理和平等，这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有其历史基础——在于社会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与促进封建的大家庭结构相反，欧洲的资本推动了核心家庭（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小家庭）。为什么资本会推动这一点？这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核心家庭对于维持工业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在一个工人家庭中，男人可以在工厂提供劳动力，而女人则满足家庭和孩子的需求，并为男人提供情感支持。土地问题以及与土地相关的关系是维持封建社会关系的主导因素，而资本主义的出现摧毁了这种关系。传统的家庭结构本身限制了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商品化，而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在社会中的发展，这种商品化才成为可能。
但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先是以殖民化的形式，随后演变为半殖民地（即那些表面上拥有主权，但金融和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的国家）——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影响着上层建筑（包括文化元素和法律与社会习俗，如为支持主要生产方式而存在的家庭），进而影响规范的家庭结构。印度家庭的结构本身就受到生产方式的影响。家庭作为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发挥作用，它再生产并进一步加强经济基础。由于帝国主义和文化的严重渗透，印度目前的家庭结构正在经历快速变化。这是因为随着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工业劳动力被引入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的服务业得以发展。由于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妇女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以维持经济和家庭生计。因此，文化也相应地发生演变，女性在核心家庭结构中被赋予的角色受到了质疑。LGBTQ 运动的强烈抗争也为这种核心家庭结构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最终，经济发展到了生活成本和个体劳动时间工资不匹配的地步。随着西方工人阶级规模的缩小，生育孩子本身的需求也减少了——尤其是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 孩子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降低了，更直白地说——抚养孩子的成本变得过高，无论是健康、教育的成本，还是抚养孩子所需的情感支持。饲养宠物成为一种更容易的做法，特别是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特别是在 2008 年西方长期经济衰退之后，养宠物在小资产阶级中成为了一种主流趋势。
尽管养宠物在成本效益方面存在优势，但宠物主人仍花费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以及给予宠物关爱。这是因为宠物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目的——在现有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梳离感中提供一个舒适的空间。由于资本主义推崇过度竞争并因此导致高度原子化的人际关系，人们开始用与宠物的关系来替代那些使他们在这种结构中进一步异化的人际关系——宠物被视为“更纯洁”，并且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竞争的污染。养宠物也越来越商品化，并开始服务于一种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自恋，宠物的美容和提供的舒适度也成为了一种阶级象征——上层阶级的宠物主人花费数千美元在诸如“狗狗舞蹈”、“狗狗瑜伽”、宠物咖啡馆等项目上，或仅仅是为了让宠物达到市场所设定的美容和护理标准上。
随着养宠物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逐渐发展并日益商品化，许多公司应运而生以迎合这一趋势。这些公司的许多生产基地位于半殖民地，并且它们也成为向帝国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这种商品化文化的影响也在半殖民地国家中显现，并在这些国家中也形成了相应的市场。在这些国家中，阶级分化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家庭和宠物主人赋予宠物更高地位的背景下，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官僚阶层和买办资本家（半殖民地中依赖外国资本生存的资本主义部分）主导了这一趋势。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封建残余的存在，这些残余导致家庭结构并没有发生与西方类似的变化。然而，出于对市场的需求以及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养宠物文化尤其是在这些特定阶层中逐渐流行起来。
半殖民地中的养宠物文化：市场的形成
帝国主义国家需要半殖民地既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又作为宠物护理产品的新市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和资金，在半殖民地建立制造中心和市场。即使印度受到西方市场日益增长的影响，且人口远超美国和欧洲，但截至 2022 年，印度的宠物数量为 3200 万，不到美国和欧洲宠物数量的十分之一。这印证了导致西方养宠物文化主导的历史物质条件。
印度成为西方宠物护理产品的廉价制造中心，目前是全球第三大宠物护理产品出口国，主要出口到美国、阿联酋和英国。印度与诸如中国和越南等国家一起，跻身于宠物产品主要出口国之列——这些国家的人口比例中宠物数量少于西方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以远低于西方的工资和更恶劣的条件被雇佣，生产出的产品与他们自身的生活如此遥远，以至于他们甚至无法想象使用这些产品。当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正被帝国主义的掠夺与剥削榨干时，他们却在为动物生产“生活方式”产品，这种处境的脆弱性（precarity）与荒谬性（outrageousness）显得格外突出。
同时，帝国主义文化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对那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化——这似乎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层是可实现的——导致了印度国内宠物产品市场的扩张，就在2022年，该领域吸引了高达7700万美元的外国投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像德鲁尔斯宠物食品（Drools Pet Food）这样的品牌，尽管自诩为“在一个充斥着西方品牌和进口产品的市场中的第一个印度品牌”，实际上却由全球巨头掌控。例如，德鲁尔斯由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宠物市场参与者路威凯腾(L Catteron)公司拥有，该公司向德鲁尔斯投资了高达6000万美元。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家名为欧洲监测国际（European Monitor International）的公司开始制作关于全球各个国家宠物市场可行性的报告。该公司在全球设有六个办事处，专注于“行业、国家和消费者方面的国际市场情报”。几家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其他国家建立市场，包括研究改变人类对养宠物的态度。企业资助的研究和学术界推动了一种将动物人格化的趋势。欧洲监测国际的报告强调了雀巢普瑞纳宠物护理公司（Nestlé Purina PetCare）如何通过“意识宣传活动和综合营销活动”来鼓励养宠物，从而扩大市场，并通过初期的补贴项目成功建立了品牌忠诚度。报告敦促投资者将宠物的“人格化”视为盈利机会：“随着宠物人格化趋势的发展，提高宠物生活质量可能会成为购买产品的主要因素。普瑞纳（Purina）和玛氏（Effem）公司捕捉到这一趋势并开始利用它，而其他细分市场仍然有待开发。”
共识创造：学术、企业和学术界维持商品化养宠的霸权
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宠物-动物科学研究中，以维持将动物人格化的宠物文化的霸权地位。这可以从私人犬种俱乐部资助的“狗基因组计划”中看出，该项目旨在追踪犬类的基因并研究各种犬类疾病的科学预防方法。当然，这会使专门为宠物市场培育的犬种，如贵宾犬(poodles)、可卡犬(cockers)和长毛垂耳狗(spaniels)，更具市场吸引力。研究资金被投入到诸如犬心理学和犬语者等领域。与去世的宠物进行灵魂对话等一些不科学的想法，被针对性地推销给悲伤的宠物主人。
学术研究进一步集中于推广这样一些观点，比如养宠物可以延长寿命、是为照顾孩子做准备的好方法，或者狗和人类一样聪明！关键不在于这些研究是否真实，而在于它们发布的时间点，其目的在于抢占市场，并营造出一种（有利于宠物产业的）社会共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这类研究来安抚个体，让他们在社会中获得归属感和满足感？当动物被当作情感支持和生存必需品（而不仅仅是伴侣）的观念被如此积极地推销时，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一定是失败的。
早在2004年，克隆宠物的尝试就已成功。当时，由加利福尼亚州 PetCo 营销中心资助的“遗传储蓄与克隆公司”(Genetic Savings and Clones, GSC) 成功克隆了两只小猫。克隆一只狗的费用可高达50,000美元，克隆一只猫的费用为30,000美元，诸如此类。克隆费用甚至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复制具有与之前宠物完全相同遗传特征的宠物对许多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作为美国主要的宠物克隆机构，ViaGen 每年生产数百个克隆宠物。名人们热衷于采用宠物克隆技术，这进一步推动了克隆宠物的吸引力，并激发了他们的粉丝效仿这种行为的想法。宠物克隆产业正在不断发展，这种产业的增长首先突显了财富差距，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只有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其次，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一个人们迫切需要以人类基本需求为中心的科学研究的时代，宠物克隆是否是值得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合适产业？或者说，这是不是阶级社会衰败的象征，以至于将宠物克隆置于比普通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引出了关于主人与宠物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即宠物主人不是重视宠物的物种，而是试图在“心爱”的动物中制造某些特征，以弥补他们内心的空虚。人们试图通过克隆来一次又一次地消费与同一只宠物之间的情感体验，这反映出一种情感上的不成熟、消费主义的冲动以及深刻的异化，而正是这种异化使得克隆成为必要。
另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国家本身将资金用于宠物护理：例如麦迪基金（Maddie’s Fund）等基金会，以及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Prevention of Cruelty against Animals, SPCA）与动物护理和控制中心（Animal Care and Control）建立了一个公私合作团队，对可收养的猫和狗进行绝育，以创建一个“no-kill”国家。在1999年至2003年间，这个联邦项目在美国各地投资了4400万美元。他们特别关注让穷人也能负担得起这项服务。这一针对宠物动物护理的投资，大约发生在美国政府削减多项全国性福利计划的同一时期，这些计划对日益增长的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生活事关重大。
背后的政治：宠物的人格化剥夺了人类的特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饲养宠物固化了个体的异化状态。在一个越来越鼓励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和自恋式自我提升，而不是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社会中；在一个社群正在瓦解，集体生活和情感交流被忽视的社会中；宠物便成了一种必要的慰藉。它们为身处竞争激烈、个体化和孤独状态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些安慰。它们或许是处于这种境况中的人所能体验到的唯一“纯粹”、“真实”或“未受玷污”的爱。这是因为宠物的爱是无条件的、唾手可得的，并且这种爱依赖于主人将自身的不安全感和情感投射到一个无法以人类方式进行互动的、有感知能力的生物身上。因此，人类可以从这些无法言语的物种那里获得爱、忠诚和关注。
如今，宠物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动物保护主义——在这种主义下，动物被视为“更纯洁”、“更好”、“更无辜”，因此比人类更值得保护。这种保护主义及其背后的态度具有深刻的阶级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帝国主义掠夺侵蚀着各国经济的世界，数百万人死于贫困和可预防的疾病，饥饿、疾病和贫困无处不在，劳动力被剥削以创造超额利润。帝国主义体系通过企业的掠夺而获益，因此有意识地削弱社群意识、集体利益和集体声音，因为它们。因为这种社群意识和集体利益感将使全世界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们团结起来，反抗这种使他们与劳动和彼此之间异化的制度。将宠物人格化并使其取代人类陪伴的政治意图在于，它通过在“宠物文化”中提供暂时的慰藉和对异化的转移注意力，从而分散了人们对集体利益的关注。这种注意力分散是暂时的，人们还会进一步寻求通过宠物护理产品、宠物社群，以及任何能够填补由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空虚的方式来缓解异化。但是，宠物和动物权利的讨论转移了人们对真正解决方案的注意力——即彻底改变人际关系，以及改变当前经济体系的剥削性结构。
相反，宠物动物权利的讨论和项目，积极地转移了对人类本身的关怀，无论是通过不必要的“宠物克隆”科学，还是美国福利资金的挪用。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动物权利”被用作掩盖统治阶级邪恶和剥削本质的外衣，通过推广在审美上看似无害的项目——他们寻求保护备受喜爱的“毛孩子”。一个例子是俄亥俄州监狱的“TenderLovingcare (温柔关怀)”项目，在那里，囚犯无偿地训练狗——由此获得的资金被用于到宠物护理上，而不是用于囚犯的生活和发展——而且，在这个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多监狱人口的国家，非白人种族在监狱中的比例过高，这些少数族裔正是美国的被压迫民族，例如新非洲人和奇卡诺人。动物权利的讨论助长了对那些将食用某些动物作为其生产周期/生活方式一部分的社群的压迫——例如印度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食用狗肉。某些动物权利活动将文化习俗妖魔化，导致针对某些社群的刻板印象和仇恨的传播，例如穆斯林，仅仅因为他们食用动物的方式。这给社群和个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同时忽视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食物消费模式的需求。法西斯主义项目也倡导生态学和动物物种超越某些人类的观点——无论是纳粹以创造“生态平衡”的雅利安空间为理由进行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还是自称为“印度纳粹”的萨维特里·德维的意识形态，主张一种人类与动物的二元对立，认为所有非素食者都应被处决。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反映了与表面上无害的“动物高于人类，更值得保护”的动物权利活动相同的阶级特征——两者都分散了人们对人类问题的注意力，并阻止了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的形成，去针对那些导致异化的体系，这种异化使得人类的爱、关怀和社群被宠物所替代。
宠物饲养对动物自身的影响：一种削弱性的关系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宠物饲养和繁育已经对动物本身产生了削弱性影响。动物经过进化原本适应了特定的生存环境并具备了生存所需的特定能力，如狩猎等。然而，为了满足宠物市场的需求，通过人工繁育，它们正在丧失这些进化而来的特性，因为只有某些特定性状才能让它们在市场上畅销。犬类繁育者寻求在犬类身上复制这些性状，为了市场而改变和调整它们的进化特征，并且根据流行的宠物时尚来改变繁育品种的偏好。这些行为对成为这些操作对象的动物来说及其残忍。
100年多的人工繁育如何改变了狗
繁育者更喜欢繁育“纯种犬”，即没有杂交品种遗传性状的狗。为此，他们迫使同一基因库内的狗进行繁殖，包括亲代犬与其后代的繁殖。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近亲繁殖会导致许多致命疾病的遗传易感性，如癌症，髋关节发育不良、失明等的风险，以及具有更短的寿命。此外，为了复制某些特征而进行的繁育会使动物失去维持生存的进化性状。德国牧羊犬进化出了最适合狩猎的特征，却被繁育出了“半蛙式”的腿，即腿向外倾斜，这威胁到了它们的行动能力，只是为了使它们成为更受欢迎的宠物。同样，巴吉度猎犬（basset hounds）最初因其狩猎能力而被驯化，但现在被繁育成理想的宠物，拥有短腿和拉长的身体，这使得它们在野外生存而进化出的功能完全丧失——使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人类的喜好。
即使是那些由繁育者为比赛和敏捷游戏而培育的犬只，也被培育成最“赏心悦目”的样子，因为对个体犬只的评判标准是它们看起来有多“纯种”。还有一些犬种完全是为了作为宠物而培育的——成为“沙发犬”或“展示犬”。这些品种，如巴哥犬（pugs）、京巴犬（Pekingese）和贵宾犬（poodles），被培育成鼻孔和前额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小的样子。这使得它们的呼吸变得困难——这些品种的口腔通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育后减少了一两英寸，繁育者使这些动物的生存和呼吸变得逐渐畸形和困难。京巴犬和斗牛犬（bulldogs）都是受此影响的品种——由于无法充分呼吸，它们更容易中暑，因为狗通过喘气来散热，而这对它们来说很困难。京巴犬不得不放在冰上以避免中暑，斗牛犬被培育成骨骼和身体器官之间的空间非常小，以至于这个品种很难在不死亡的情况下正常分娩。对这些动物的残忍行为因一些繁育行为更加恶劣，包括将这些动物关在狭小封闭的空间中、强迫繁殖，以及一旦它们无法继续繁殖或无法出售时就被宰杀。通常，那些进化以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被贩卖到国外市场，会使它们难以在那里的环境中生存，例如，为适应寒冷气候而生的哈士奇（huskies）被贩卖到气候较温暖的国家，这使得它们难以生存。
结论
宠物饲养已经演变成一个市场，并成为人类社群的替代品。这种行为并非平白无害，其背后有着自身的阶级特性和政治因素。虽然宠物的人格化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但在统治阶级政治的积极鼓励下，宠物饲养以及在个人生活中给予宠物以人格化、更高地位的行为正在盛行。在这样的时代，将动物的地位提升到人类之上，并诋毁那些不符合某种动物待遇标准的文化和社群的政治观点，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宠物饲养行为以及宠物市场的再生产，同样也发生在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同时将这些国家用作宠物产品的生产基地和市场。
这样一种文化，积极地排斥以人类需求为中心的政治，以及反对导致宠物人格化的异化和孤独的帝国主义结构的组织。这对宠物—动物的主体本身同时也是有害的——尽管他们声称要将这些宠物提升到人类社群生活中平等的地位，但这些宠物却被当作商品一样复制和生产，这对它们的进化形状产生了削弱性的影响——这使得这些宠物的生存和呼吸都变得困难！在将宠物提升为人类社群中“受爱者”的幌子下，这些动物甚至连作为生物的尊严都被剥夺了，反而沦为了市场上的商品——只有当它们拥有适销对路的性状时，才会被人们需要。宠物已经从它们的自然空间中被异化，它们没有被视为有感知、值得在其自然空间中受到尊重和有尊严的生命，宠物饲养已经将这些动物变成了满足人类愉悦的商品。与此同时，那些将宠物视为家人、认为动物比人类“更纯洁”、是更好的陪伴的言论，正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调查和组织起来反抗导致他们与社会、与同胞之间产生高度异化的根本原因。而调查这些原因，就需要在阶级路线上组织和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剥削劳动，反对冷酷的商品化。
作者：Ramnit Kaur, 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法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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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nbctv18.com/startup/india-pet-care-food-investment-drools-startup-17717141.htm
- https://www.prnewswire.com/in/news-releases/india-pet-care-market-to-reach-210-000-crores-by-2032-a-19-2-cagr-growth-says-market-decipher-301626939.html
- https://www.volza.com/p/pet-products/export/export-from-india/
- https://whowhatwhy.org/science/environment/cruel-cost-extreme-dog-breeding/
- https://www.npr.org/2022/03/15/1085173405/bulldogs-health-breed-ban
- https://www.ucdavis.edu/news/gene-mutation-heart-disease-newfoundland-dogs-identified
- https://www.peta.org/features/are-dog-breeders-b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