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法西斯主义历史：超越印度人民党

标注 * 的地方表示意译，译者为能力有限致歉！

“We aim to establish a Hindu nation like the Nazi state was founded by Hitler.”

我们的目标是像希特勒建立纳粹国家一样建立一个的印度教国家。

——V ·D·萨瓦卡¹

萨瓦卡的这番话反映了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团（RSS-BJP）²³ 印度教特性⁴阵营背后的指导思想。他们确立了一个印度国家的概念，即一个基于婆罗门思想的印度教国家，其中穆斯林被视为宗教上的敌人。希特勒在1933年确立的意识形态被称为纳粹主义，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犹太人被认为低于德国的雅利安种族。这导致了一场大屠杀，约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任何被认为种族上“低劣”且非雅利安的人也成为了受害者，包括罗姆人⁵和辛提人⁶部落、残疾人和同性恋者——也成为纳粹政权这种野蛮的公开残忍行为的受害者。

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资本扩张的目标密切相关。这一点在大资本家和媒体掌控者在希特勒崛起和纳粹德国巩固过程中所扮演的重叠和积极角色中显而易见。德国最大的媒体掌控者——拥有两家最大的全国性报纸并对广播电台拥有深度控制权的阿尔弗雷德·洪根贝格（Alfred Hungenberg），在希特勒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利用希特勒转移矛盾的反动言论迷惑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自我毁灭性扩张性质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危机的不满的公众。实际上，这场危机是由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问题引起的。列宁在他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详细论述了诸如从殖民地向帝国主义国家转移财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等显著问题——这些问题在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对其后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作用。

法西斯以优生学为基础，捏造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其目的是用来转移人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失败的愤怒，并将因真正的系统性问题引起的人民的愤怒转移到一个虚构的敌人身上——希特勒将犹太人认定为德国民族所有问题的根源。德国工业家协会⁷在 1932 年选举中向纳粹党捐赠了 300 万帝国马克，推动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这种共生关系中，希特勒掌握政权后，也为这些工业家提供了减税优惠。工业家们甚至积极参与了种族灭绝——两家德国公司，汉堡的 Tesch 公司和 Stabenow 公司以及德绍的 Degesch⁸生产了用于毒气室的 Zyklon B⁹，用于毒气室，施行公开的种族灭绝；而纳粹劳改营的免费劳动力则使福特等工业家受益，他们利用这些劳改营进行生产活动。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资本家阶级则是这一崛起的幕后推手，因为法西斯主义意味着资本利益的公开独裁。

类似于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崛起，一种以印度教特性为中心并兼顾帝国主义资本利益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当代印度占据中心舞台。这种印度教特性法西斯主义有其历史路径，逐步达到了今天的顶峰。

大屠杀期间的犹太囚犯

印度历史中隐藏的法西斯主义倾向

当民族主义史学开始回应殖民史学时，印度古代历史被不断美化，而中世纪历史则被轻视。在展示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过程中，首先要掩盖古代婆罗门制度的暴行。英国帝国主义的东方主义视角将印度分为印度教、穆斯林和吠陀教。这催化了反殖民政治活动中的保守派，促使他们制定了婆罗门化的印度教历史（这里的印度教排除了“低种姓”印度教徒的历史、文化和作用，而将 “高种姓 ”视为优越）。在这种历史重写中，著名的“巴尔·拉尔·帕尔”¹⁰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巴拉特·玛塔”¹¹形象的创造和推广中得以体现，后者被描绘成一位印度教女神——将新想象的国家的利益纳入婆罗门化的印度教理念之下¹²。由于这种片面的史学和国大党一贯的亲印度教政策，穆斯林社区开始为其经济利益和社会安全成立独立的组织。

20 世纪 20 年代，当外国金融资本因世界大战而面临危险时，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的许多被压迫种姓运动（如泰米尔纳德邦的阿迪-达罗毗荼运动¹³、安贝德卡尔的入庙运动¹⁴、马哈尔静坐抗议¹⁵、焚烧《摩奴法典》¹⁶等反种姓行动）也达到了顶峰，这对婆罗门制度构成了直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危机，印度开始建立银行将资金引入国内。印度帝国银行等以外国资金为基础的买办银行兴起。

婆罗门体系和外国资本都存在问题，同一时期的1915年，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¹⁷成立。它由 V.D.萨瓦尔卡尔（V. D. Savarkar）、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和马拉维亚（Malaviya）创立，他们一方面推广印度教特性（Hindutva，基于婆罗门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殖民势力。

1960 年 12 月 24 日，V.D.萨瓦尔卡尔（中）与国民志愿团的最高领导人M.S. 戈尔瓦尔卡尔（右一）在 Mrityunjay Diwas 庆祝活动上。Mrityunjay Diwas（मृत्युञ्जय दिवस）是一个纪念日，通常用来纪念某位重要人物的逝世或庆祝他们的成就。在印度教文化中，“Mrityunjay”意为“战胜死亡者”，通常与湿婆神（Shiva）的一个称号相关。

印度殖民时期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

在1925年之后，印度教特性以国民志愿团（RSS）的形式重新出现，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RSS公开宣称印度是一个印度教国家，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印度教徒。印度教特性建立在婆罗门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这种意识形态在印度内部压迫达利特人、部落居民、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已有几个世纪。维尔·萨瓦尔卡尔是印度教特性的主要宣传者之一。

这种民族主义虽然对文化多样性缺乏敏感，但通过其意识形态的建立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达成了协议。萨瓦尔卡尔向人们展示穆斯林是印度教徒的最大敌人，在自由斗争中，印度教特性力量一直站在英国阵营。1939 年，萨瓦尔卡尔向英国总督林利思戈（Linlithgow）承诺，英国的利益和印度教的利益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通过侵占性的本质，继续向达利特人宣布，他们可以成为其虚伪国家的一部分，但却尽一切可能维持通过种姓制度形成的压迫性社会——掠夺达利特社区和妇女劳动成果的明确目标暴露无遗。

在 1942 年的“退出印度”运动¹⁸中，印度教特性的思想家们致力于镇压这场运动。然而，所谓“民族”运动领导人在推动婆罗门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方面的角色不能被忽视。了解甘地对此问题的看法变得尤为重要。在他的文集中，甘地写道：“那是我的宗教，首先是宗教，然后才是国家，我更紧密地认同国家的宗教。”甘地在许多信息中接受了种姓制度的正确性，这确立了婆罗门制度的至高无上地位。

权力的移交¹⁹与“独立”和“世俗主义”的闹剧

1947年权力移交后，甘地和尼赫鲁等“世俗”领导人的真实面目及其与公开婆罗门主义派系的结盟暴露无遗。他们支持婆罗门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外国资本的买办阶层，印度的新统治阶级从英国手中接过权力的缰绳，以服务于与英国相同的利益。甘地遇刺一年零四个月后，国民志愿团的禁令被解除。同年，即1949年，卡尔·塞瓦克斯（Kar Sevaks）在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内安装了罗摩和悉多的雕像²⁰。尽管国大党统治阶级表面上是世俗的，但他们并未表示反对。这种印度教特性恐怖主义在沉默中滋生，逐渐演变为对印度教特性的更公开支持，最终导致1992年巴布里清真寺被拆毁。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纳拉辛哈·拉奥（PV Narasimha Rao）²¹声称印度是一个印度教国家的声明中看到国大党对印度教特性的默许支持。

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法西斯主义被定义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帝国主义的元素的公开恐怖独裁。”当时，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新兴的政治结构，作为对金融资本危机的反动力量而出现，并旨在遏制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潮流。国家之间的争夺统治势力范围地位的竞赛、本国利益优先、帝国主义野心和帝国主义内部的危机促使了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印度的法西斯主义特性是什么？

印度日益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在其政治经济特性上表现出显著的不同，与纳粹政权法西斯主义兴起时的德国资本主义特性有所区别。正如上文所述，印度国家的历史特征是婆罗门主义的印度教。在印度，婆罗门制度的基础是种姓制度，其中婆罗门（种姓）被赋予较高的地位，首陀罗（种姓）处于较低的地位，而达利特（种姓，意思是“不可接触者”）被排挤到边缘地位。”污染“和“不可接触性”是分配工作的原则，而首陀罗的工作是为所有人服务。除此之外，妇女也被赋予服务和次于其他人的地位，部落居民被排除在系统之外。这种婆罗门制度的“等级不平等”构成了当今印度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定义——这就是婆罗门印度教特性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像第三帝国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基于一种沙文主义的视角，以其最残酷的形式要求消灭除被赋予“优越”地位的社区或群体外的所有人。

印度国内的金融危机也不同于德国——这不是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衰退危机，而是帝国主义衰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印度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引起的。必须将这种依赖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而引发危机的原因有很多。印度国内银行系统的发展是建立在外国资本的基础上的，只提供给外国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印度的中介商人。正是这些阶层在外国资本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并帮助输出了从印度原材料中生产出来的利润。后来，这些阶层不仅为外国资本提供矿山、土地和水资源，还不时为其提供各种便利。在印度，经济特区的发展、采矿规则的放宽、土地征用的简化等，都是国家为外国资本服务而不断开展的工作。

这种外国金融资本的蓬勃发展最严重地影响了印度国内受压迫和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根据一项数据，2000年至2014年间，印度（正式）工人的工资没有变化。工资在净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30%急剧下降到 2009 年的 9.5%，而同期利润所占的份额却从 15%左右上升到 55%——这表明帝国主义者通过增加对工人血汗的剥削而获利。在法西斯主义的莫迪政府执政期间，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进一步加剧，莫迪政府又推出了几项反人民的措施，从稀释 29 项劳动法²²、在议会提出禁止工人罢工的法案，到反农民的农业法²³（现已因抗议而撤销），这些措施将使农业部门公司化²⁴，使农民和农民面临不受约束的剥削。

在国际层面上，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历来都是在危机阶段大范围进行的，因为它把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说成是虚构的敌人制造出来的。在印度，这种情况已经显现，法西斯主义已经强势崛起。

帝国资本和法西斯主义在现代印度的兴盛

1967 年，纳萨尔巴里运动将无地农民争取耕地的政治斗争推向了高潮。纳萨尔巴里的春雷是一场旨在消除主导印度社会的两个寄生阶级的尝试——即服务于外国利益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使得政府难以获得廉价土地用于采矿和其他活动。因此，政府将其称为内部危机，并采取了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手段来维持其领导权。同时，政府鼓励银行国有化，并向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买办资本家提供资金。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垮台对印度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因为他们从苏联获得资金来治理国家。对这种外国资本的依赖导致了国内的经济危机。这促使统治阶级试图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西方帝国主义机构获取贷款。这些贷款附带的条件是，印度必须开放其市场，以便进一步的帝国主义掠夺和资源外流，因此，“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改革 ”政策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控制变得更加直接。这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因为他们的资源被卖给了外国资本家。

与此同时，农业部门也面临重大危机。绿色革命²⁵显现出其反人民、亲帝国主义的模式，因为它增加了人们对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化肥的依赖，并降低了农业生产力。因此，民众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高涨。统治阶级不得不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需要建立新的统治意识形态，以便为资本的名义进行公然的恐怖主义辩护，试图防止另一个纳萨尔巴里事件的发生。

这导致了印度印度教特性法西斯主义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围绕巴布里清真寺问题的 Rath Yathra（战车游行）²⁶兴起，这是印度教特性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垫脚石。

25 个家庭在萨尔瓦·朱杜姆（Salwa Judum）的恐怖行动中流离失所 15 年后，于 2019 年返回恰蒂斯加尔邦的家园

2005年，当土地、生产力和发展的承诺和主张被证明是虚假的，未能兑现。国家提出了像 MNREGA ²⁷这样的计划来满足人民的需求——但这些计划不仅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且从未得到充分实施。同时，政府从2008年起利用当地民兵组织如萨尔瓦·朱杜姆（Salwa Judum），并与军队一起，打着打击 “左翼极端主义 ”的旗号，将阿迪瓦西人²⁸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军队经常对阿迪瓦西妇女进行强奸，并对当地居民使用公开的酷刑和暴行，来服务于企业的利益。这在当前法西斯政权的“萨马丹-普拉哈尔行动”（Operation SAMADHAN-PRAHAR）²⁹中达到了顶峰，这场行动正在加剧印度政权对阿迪瓦西人的种族灭绝——最近甚至达到印度国家在恰蒂斯加尔邦对自己的公民进行空袭的极端。

除此之外，阿萨姆邦以及全国各地的资源被掠夺——海岸和山区都被开发，毫不在乎环境。在北阿坎德邦修建特赫里（Tehri）大坝时，数百万村庄被淹没，而该地区的环境潜力根本不适合该项目。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野心，环境影响评估经常被忽视，这只是企业掠夺的幌子。缺乏环境影响评估直接影响到居住在该地区的人民和在这些项目上工作的工人的生活和生计。在乌塔卡什建造西尔基亚拉（Silkyara）隧道的过程中，尽管该地区的生态敏感性是众所周知的，但根据政府政策，环境影响评估被允许规避——最终导致 41 名工人在最近的施工过程中被困在坍塌的隧道中长达 17 天。工人和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承受着政府和买办的贪婪所带来的后果。

法西斯主义加强了婆罗门制度对 “他者 ”的压迫

即使在权力移交之后，由于婆罗门势力的统治，“贱民”阶层在社会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达利特人居住在大多数村庄的边缘，这展现了印度社会结构的真实面貌。在印度，达利特人有着长期被攻击的历史，这有助于维持种姓制度。1968 年，在泰米尔纳德邦，当达利特劳工抗议要求增加工资时，44 名达利特劳工被地主杀害³⁰。这场基尔文马尼大屠杀（Kilvenmani massacre）标志着印度对达利特人群新的暴行形式——“大屠杀”的出现，这种暴行是为了有效地镇压达利特人的主张。

1981年，属于马拉（Mallah）种姓的普兰·戴维（Phoolan Devi）被占统治地位种姓的拉杰普特人（Rajputs）强奸了数天。在类似的占统治地位种姓暴力事件中，由高种姓布米哈尔（Bhumihars）组成的比哈尔邦的兰维尔·塞纳（Ranvir Sena）部队³¹多次袭击达利特人，并杀害了许多表列种姓和部落成员。除此之外，像巴杰朗·达尔（Bajrang Dal）³²、印度保护军（Hindu Raksha Vahini）³³、牛保护队（Gau Rakshak Squad）³⁴这样的封建军队，不仅致力于维持婆罗门制度的存在，还加强了扭曲的印度教特性民族主义体系。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凯尔兰吉（Khairlanji），一个重大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个达利特家庭的所有成员仅仅因为抗议特权种姓邻居对其土地的侵占而被杀害。针对达利特人的暴力案件每天都占据新闻头条——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显示了当代印度意识形态的现实。这种种姓暴力的兴起和变化不仅是因为对被压迫种姓的仇恨，还因为它成为了婆罗门纪律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达利特人因争取土地或权利而遭受的暴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封建阶级统治地位的威胁也是对买办资本家的威胁——因为两者在维护对土地的霸权以及对付劳苦大众和剥削廉价劳动力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盟关系。

对印度穆斯林社区的压迫是婆罗门印度教特性法西斯进程的核心部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国家和国家支持的势力所实施的公开的暴力和恐怖行为变得越来越频繁——这种加剧与外国金融资本涌入印度的时间线相吻合。制造一种基于宗教分裂的假想威胁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是必要的，以转移群众对实际危机的注意力，并遏制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产生的革命潜在可能。

哈里亚纳邦努赫（Nuh）地区的案例揭示了统治阶级对被压迫和剥削群体的恐惧，以及他们可能拥有的抵抗力量。历史上，梅瓦特（Mewat）地区的不同社区一直和谐共处。虽然为了争夺领土而发生过冲突，但宗教矛盾并未成为问题。梅瓦特是北方唯一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因此对印度教特性法西斯主义来说是一个眼中钉，因为它威胁到印度教统治阶级的霸权控制。为了在梅瓦特人的心中制造恐惧，印度教特性的 Bajrang Dal-VHP 联盟³⁵在该地区举行了一次游行（shobhayatra）³⁶，挑衅并激怒了穆斯林的意识。他们通过传播比图（Bittu）和莫努（Monu）两人的录像，向穆斯林发出了挑衅，比图和莫努两人因为杀害梅瓦特人 Junaid 和 Nasir 和以坚定的反穆斯林的牛保护者³⁴而闻名。尽管印度教特性势力进行着威胁和挑衅，政府不仅允许了这次持剑游行进行，还在穆斯林被屠杀时袖手旁观。在屠杀之后，高等法院质问政府，报复性的袭击行动*是否是对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这就是印度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在威胁的迹象下，它利用全部暴力来压制，以维护其自身的阶级地位。

压制民族意识

印度统治阶级由于扩张主义倾向，对各种民族的发展构成了威胁。自1948年以来，印度政权一直在压制克什米尔民族的诉求。那加邦由于其特别的文化、地理结构和不同的经济生产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在斗争。但印度政权无情地镇压了所有这些诉求，并为外国资本（的掠夺）铺平了道路。随着查谟和克什米尔第 370 条的废除³⁷，亚洲开发银行（ADB）立即宣布为该地区提供贷款。

最近，曼尼普尔邦的事件便是民族意识被压制的一个例子。过去几个月，印度政府为了征服被压迫的库基-佐（Kuki-Zo）族群对其山地和土地的权利，对该地区发动了攻击。面对库基人的抗议：如果梅泰人不公正地获得“部落”身份可能导致土地掠夺的行动，印度军队派遣了许多排的兵力支援在该地执政的梅泰人社区，而邦政府也与他们结盟，对轮奸库基妇女等暴行视而不见，并实施了互联网禁令，让人们看不到种族灭绝进程的真相。库基人被视为“来自缅甸的外国难民”，这使他们成为极度沙文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眼中的外敌。对库基人的压迫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们宣布自己的土地为一个自治区域，并准备抵御婆罗门印度教特性法西斯主义的攻击。

法西斯主义总是通过媒体，广泛地用民粹主义的主张来积极攻击任何形式的民主权利或主张，以推动法西斯主义自身发展和扭曲公众的理解。阿尔都塞写道，媒体总是致力于复制国家立场和维护国家权力*，随着国家法西斯化程度的加深，媒体的角色变得更加反动。

媒体的角色

印度国内媒体的所有机构继续宣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媒体也通过私有化控制和拥有媒体机构来实现这一功能。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印度国家媒体频道 Doordarshan，它继续播放婆罗门家庭剧如《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导致了婆罗门主义倾向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正常化，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能组织到为婆罗门印度教特性法西斯主义服务的骨干队伍*。同时，这些媒体在1984 年锡克教大屠杀期间不断隐瞒新闻，并隐瞒了紧急状态期间被绝育的穆斯林人数。2014 年后，媒体将任何不幸事件归咎于捏造的敌人，要么是穆斯林，要么是巴基斯坦。“新冠圣战”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案例，科学研究完全被搁置一边，转而创造一个虚假的公共敌人。这种针对特定文化或族群制造假想敌的做法是法西斯统治下的惯用伎俩，尤其是为了掩盖潜在的危机。目前，印度主流媒体通过全天播放相同类型的反应式新闻³⁸，为婆罗门印度教特性的进程提供了大量的宣传。他们不断重复那些制造裂痕的言论，试图培养一种仇恨心理。与此同时，这些媒体隐瞒了国家的经济失败，向民众呈现出一幅虚假的景象。媒体们对这一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在新冠疫情之前，印度失业率上升，反对政权的强烈抵抗以反对《公民身份修正法案》的抗议形式出现，其中涌现了许多穆斯林领袖。这场由帝国主义引发的危机正在爆发，到了威胁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地步，而新冠疫情提供了完美的掩护来转移责任并平息危机。媒体在服务这一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那些为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人被描述为“反国家”或“分裂分子”——这不过是媒体对法西斯进程的公开支持和宣传。在德国，这项工作是针对犹太人进行的，而苏联则被描绘成国家的敌人。

反对法西斯主义：从根本上铲除这一理念

对印度法西斯危机的坚决抵抗必须来自人民群众，这种抵抗必须由全国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来领导。选举替代方案在抵抗这种法西斯主义方面显得苍白无力——历史表明，印度的每个选举党派都在宣扬或支持婆罗门主义，在危机时刻，这种婆罗门主义会变得对人民具有攻击性和恐怖主义倾向。

其他选举党派在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法西斯计划中的共谋在以下例子中显而易见。喀拉拉邦的执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M）与印度人民党（BJP）一起游行，发表了反对渔民抗议的团结声明，这些渔民因阿达尼（Adani）在维兹欣贾姆（Vizhinjam）投资数百万美元的工业项目而流离失所，他是与印度人民党直接关联的大工业家。印度的修正主义选举左派和以国大党为首的中央议会反对派都未能反击印度国内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事实上，当法西斯国家采取最反人民的措施时，这些政党不仅是同谋，而且是支持者（如他们支持废除查谟和克什米尔第 370 条³⁷以及印度国家对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占领，或他们支持政府对中部印度“纳萨尔派”的种族灭绝言论）。最近，国大党政府全面禁止在班加罗尔举行民主抗议和集会，而班加罗尔是卡纳塔克邦企业聚集的中心。在一个大多数选举由种姓和金钱政治组织的国家框架内，选举政治并不能在印度提供解决法西斯威胁的方案。

历史结果表明，推动革命意识形态以对抗法西斯主义，并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置于经济层面的改进之上*，是唯一的选择。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文章中倡导统一战线的同时，详细讨论了我们的斗争必须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实践上的，在这种斗争中挑战现有制度是正确的。只要社会不发生变革，单清除印度人民党只会意味着由另一个统治阶级组织取而代之，它将继续宣传同样的制度，压迫和剥削印度人民。

我们可以看到，2004 年之后，在国大党执政期间，外国金融投资呈指数级增长，国大党首次引入了 PPP（公私合营）模式弥补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不足，引导私人企业避免过去的错误* 。通过这种模式，国家将基础设施发展全权转交给外国公司和他们在印度本地的伙伴，并将银行系统的所有职能服务本国的大公司*。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职能发生了转变，大多数银行都在投资大型企业的股份，几乎不再为本国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因此，无论哪个政党在中央执政，它都会服务于其阶级利益，即服务于帝国主义者。因此，唯一解决法西斯威胁的办法是进行持续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以新的理想建立新的社会，而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社会理念换个面目。

作者：Nishant Anand，德里大学法律系学生，发布于杂志《Nazariya》；原文

译者：Comi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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